刘震云
妙趣横生的表达，引人入胜的故事......当我们谈起“文学”时，总会将其视为生活的凝练和语言的艺术。有一位作家却说：“文学的底色是哲学。”“哲学停止的地方，文学出现了。”
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“小说家讲堂”课堂迎来了当代著名作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友刘震云。他用“量子纠缠”的概念阐释文学与哲学的关系，并在笔耕不辍的人生中坚定不移地践行着。本讲座系“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-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”系列讲座活动之第一讲。
(资料图)
文字 | 王静宇、钟润文
讲座开始前，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刘震云先生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刘震云只有一个。他有着非常迷人的个性和更加迷人的作品。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震云先生创造了一大批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，比如《一地鸡毛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和《一日三秋》。这些以一字开头的作品，一以贯之地表达着他对中国文化核心命题执着的探索和表达。”
——讲座主持人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、作家 李洱
文学的底色是哲学
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我们孜孜不倦地问过无数位作家：
“什么是文学？”
刘震云的回答是：文学是生活停止的地方。
我们都知道，文学是生活的反映。同一件事，同一个人，同一种情绪，同一个思绪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复琢磨，于是将它们轻易放过。生活在此处停止，文学却能够继续延伸，将同一个人，同一件事，同一种情形，同一个思绪展开分析。刘震云认为，那些在生活中忽略的认知和思想，需要文学来体现。
丰富的生活经历能够为他提供文学创作的素材。在刘震云看来，“生活不用体验，生活永远是扑面而来。”近些年来，他有许多新鲜的经历：参加《脱口秀大会4》，做客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在《文学馆之夜》对谈。此次回到北大，他又与博雅塔合影留念，恍然回忆起自己在母校就读时，全班同学排队在此拍照的场景。凡此种种，皆是他扑面而来的生活，也为他带来无尽的思考与创作。
生活的河流汇入海洋，文学的暗流依旧奔流不休。刘震云认为，对于好的作者而言，文学不仅仅是生活的反映，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。
白居易《卖炭翁》里写道：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。这两句诗中的思辨，令他感受到巨大的哲学力。《琵琶行》中的名句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也反映了哲学的思想：人们彼此的相知与时间无关，有人白头如新，有人倾盖如故。李白的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相互映照，陈陶的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”另辟新境，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更是在一首诗中完成四种时态的转变……刘震云认为，凡是好诗，一定不单是情感和情绪的表达，还要有思辨的含义。
2016年，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歌手鲍勃迪伦。他最著名的《答案在风中飘（Blowin" in the Wind）》歌词写道：“一座山要伫立多少年，才能被冲刷入海；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，才能获得自由；一个人要回转多少次头，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”几句歌词的蕴意，包含着哲学思考。
抱有“文学的底色是哲学”的坚持，刘震云的作品始终探讨着一个核心的问题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生生不息，在我们的文化基因当中，一定有一个密码，指引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存在于世的信念。这样的文化形态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些问题会长久地萦绕在我们心头，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不得不作出严肃的应对。刘震云试图用一部部作品给出答案的启迪。
哲学停止处，文学出现了
文学的底色是哲学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学写成哲学。
哲学力图解释这个世界，但不能讲清楚人的情绪，人的情感，人的思绪，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。哲学讲不清的东西，由文学来说。哲学停止的地方，文学就出现了。
这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：“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，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。”
在刘震云老师最新的作品《一日三秋》中有这么一段：
花二娘在渡口站累了，也坐在河边洗脚，边洗边说，水呀，还是你们讲信用，说来，每天就准时来了。水说，二娘，你昨天见到的不是我们，我们也是今天刚到这儿。花二娘叹息，好在河没变，不然我就没地方去了。水说，二娘，水不同，河也就不同了。天上飞过一行大雁，花二娘说，大雁呀，还是你们守时呀，去年走了，今年准时回来了。大雁说，二娘，我们不是去年那拨，去年那拨早死在南方了。大约等到宋朝徽宗年间，几只仙鹤飞过，又几只锦鸡飞过，花二娘明白等人等成了笑话，这天夜里，突然变成了一座山。这山便叫望郎山。
河流中的水不同，河流就不同，守时的大雁也不再是去年那拨，这样运动变化的思考，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：“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”哲学思想的细节体现。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、变化、发展之中，目光所及之物看似习以为常，却早换了人间。
经过了数十年的文学创作，刘震云发现，语言对于小说的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。语言风格和故事的感人度是很容易达到的，而最困难的是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，这考量一个作家思辨的能力，更体现了作家身上文学与哲学“量子纠缠”的程度。一些创作者后期的作品并不尽如人意，往往是视野格局、知识广度和思想认识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判断。
在长篇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，刘震云塑造了一群不爱说话的人：卖豆腐的、杀猪的、剃头的、染布的、破竹子的等等，他们平常不大爱说话。不爱说话的人并不是无话说，而是因为他说话不占地方，即说话也没有人听，对话变成了自言自语。说话没人听，久而久之，在尴尬和自嘲的情形下，这群人也就不说话，养成了不爱说话的习惯。他们的话到哪里去了？——被咽下去了。俗话说：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那么，没说出的话也得往肚子里咽。不爱说话，话到了肚子就变成了心事。这万千的心事包含着他们对于社会的改变，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。这样一种人物群像结构和故事结构，背后是对时代变革的思考。
在中篇小说《新兵连》中，刘震云则是通过新兵李胜儿的遭遇，进一步说明小说的人物结构如何考量一个作家的思辨能力。《一日三秋》讲述的是一个人与一群人、一个地域、一个民族之间的关系，这部作品中有一个“介入者”——花二娘。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的私塾先生老汪，则是一个“出走者”形象，因失去小女儿灯盏远走他乡，最后开启了新生活。刘震云十分重视小说中的“介入者”和“出走者”这两类人物，正是这两者间的张力，让作品富有思辨性的哲学意味，意蕴隽永。将人类生活中的情感、情绪和灵魂汇入哲学的思辨中，再通过故事和人物徐徐展开，雅俗共赏。
文学与哲学的穿越、交叉、混合、混沌，这就是量子纠缠。
找到写作的支点
作家常常会遇到的一个经典的提问，对于自己的作品，你觉得哪一部写的好一些？
刘震云回答说，其实我哪一部作品都没有写好。在写每一部作品时，我肯定是想把它写好。但因为我当时没有那个能力。回头再看那些作品时，觉得缺点有很多。当然，缺点并不是坏事，失败也不是坏事，它是写下一步最大的动力。
写作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支点，能够把这本小说撬起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写作的支点，有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开头。在刘震云的新写实主义作品《一地鸡毛》中，就用开头的“小林觉得他们家这块豆腐馊了”作为支点，撬动了整个作品的完成。书中描绘了琐碎的日常生活，却能承载起宏大的题材和思考。这正是刘震云写作“支点”的智慧，通过重视细节，从小的范围之内慢慢地积累和发酵起大的题材和判断。
小小的支点，其实是故事核心的主体结构。面对文章修改的问题时，刘震云认为这也是个哲学和灵魂纠缠的过程。在构思找到支点之前，支点是在不断更换修改的；找到了支点之后，能够改变的只有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，是语言细节、情节和准确度，所有的主体的建构是不容修改的。构筑好作品的支点和根基后，修改是为了准确，是为了深入，是为了细致，是为了微妙。
世界上的事情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，无形对于一个人，对于一个民族，对一部作品特别重要。作为职业的作家，我看到无形的东西后边，多少言外之意是文字所承担不了的。但它依然存在，它在缝隙之中，这就是微妙的东西。
刘震云的小说以幽默语言著称，“小说家讲堂”的现场也是笑语盈盈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幽默是小说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背后“道理的幽默”。尽管这种幽默感时常挟带着深重的苦难，仿佛人性和灵魂的缝隙中透出来的一丝冷风。
他的小说《温故一九四二》被拍成电影《1942》。故事以一次大旱灾为题材，用透着黑色幽默的笔触，描摹有关这次灾难的事实和记录。
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，态度又是如何呢？《大公报》记者张高峰记载：
河南人是好汉子，眼看自己要饿死，还放出豪语来：“早死晚不死，早死早托生！”
面对死亡，不是狂怒、抱怨，而是人与人之间心理的较量。这样的幽默，是从过程结构、人物结构，包括人性和灵魂的缝隙中透出来的一丝冷风。刘震云老师总结说：
喜剧的底色一定是悲剧，悲剧的底色一定是喜剧。喜剧往前走一步就是悲剧，悲剧再往前走一步一定是喜剧。
这种带有辩证意蕴的、残酷的“冷幽默”，是他创作的一大支点，也是小说文本中处理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方式。
当我们在谈论“文学”与“哲学”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？刘震云有他“量子纠缠”的解释，我们也应当有自己的答案。从文学诞生的那刻起，无论是严肃的“文以载道”，还是荒诞不经的“无厘头”，始终不变的是创作者对自我的表达。正如刘震云所讲的“量子纠缠”一般，当文学与哲学彼此相互作用后，其特性已综合成为整体性质，彼此相容，无法分割。
来源：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、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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